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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6年,在陕西曾经出现过一次“释杨运动”,部分民主团体、民间人士、进步报刊均参与其中。中共高层对此非常重视,及时搜集情报和民意,不失时机地在社会各个阶层做了宣传发动工作,造成一定声势,对政权构成不小的政治压力。

  我的外祖父,曾经担任西安辛亥起义总指挥、陕西都督的张凤翙先生,两次领衔联名陕西知名人士致电蒋介石,要求“即恢复杨虎城身体之自由,以慰群情”,开启了这次“释杨运动”,造成较大影响。

  1946年1月14日,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重庆举行的“旧政协”会议时提出:张学良、杨虎城是中华民族的功臣,国民政府应当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。

  1月17日,远在西安的张凤翙(笔者的外祖父,辛亥革命时西安起义指挥领导者,曾被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、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。)领衔,宋联奎、茹欲立、寇遐、武念堂等20人,联名致电蒋介石,要求恢复杨虎城自由。电文如下:

  读蒸日钧座在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实施人民之自由、释放政治犯等项,不胜感戴。杨虎城自欧返国于今八载,请宥其既往,励其将来,恢复其身体之自由,以慰群情。合电吁恳,敬请垂查。张凤翙、宋联奎、茹欲立、寇遐、武念堂、王子端、景梅九、冯孝伯、刘治洲、郭自洲、林捷三、缐润民、张寒杉、杨子廉、成伯仁、韩望尘、李寿亭、韩兆鹗、韩光琦同叩,筱。

  1月18日,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委员会书记汪锋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电报:“我们通过民主同盟及一些开明士绅提出释放杨虎城运动,现已开始在酝酿中。”

  2月25日,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致电汪锋:“此间已由续范亭、邢肇棠、张希钦、阎揆要等十余人致电政协会,要求释放杨(虎城)主任。特告。”

  3月4日,汪锋在传达西北局指示时指出:“推动释放杨虎城运动。大家一致同意,释放杨虎城运动是团结广大群众展开西北的启蒙运动。为深入开展,不仅抓紧西安及上层,各地亦应围绕这一运动配合进行。汪锋在具体的要求中提出:张翔初(翔初是张凤翙的字)只是在上层兜圈子,我们应该向中下层推广,把万人上书印成宣言,写通电,写文章,写社论。将来争取签名的名流在学校演讲,号召旅外同乡同学的响应,以启发地方广大民众的民主思想,造成普遍的群众运动。”

  4月25日,汪锋致电、张德生:“释杨运动《工商报》已有社论呼吁,现已有张凤翙先生领衔发了‘29人’的联名电报,而‘蒋仍未答’。对此29人中除已有联系者外,现正设法继续联系中。”

  电文中还分析了各类人士的态度,有虽签名但不是自己内心所愿,有不愿意列名其中的。在乡军人中,李虎臣将军愿意领衔并发起万人签名运动,孙蔚如将军表示,宁愿将官不做,要求放朋友出来。

  接下来,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致蒋介石、全国各界同胞的通电中指出:“电请蒋主席负责实行政协决议,履行四项诺言,立即释放张、杨二将军及一切爱国政治犯,以昭大信,而利于和平建国事业,并望政协诸公及全国各界同胞一致督促,务期实现。”

 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正、副军长孔从洲、刘威诚发表就职通电中也表示:“本军为杨虎城将军所手创之西北人民革命武装”,我们主张:“无条件停止全部内战。即刻释放张、杨将军及一切政治犯”。

  由张凤翙先生开头的民间“释杨运动”,在城乡广为展开。中国与各派、民间团体、民主人士联合开展的“释杨运动”,是符合民意的,也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,并对推动释放杨虎城起了一定作用。

  1949年1月,蒋介石为摆脱战局失败的困局,宣布下野。李宗仁代总统立即下令顾祝同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。但蒋下野并不代表放权,尤其仍牢牢掌控特务机关,以致李代总统的命令无法传达到保密局长毛人凤手中。李宗仁又令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,但杨推说找不到毛人凤无法知道杨囚禁于何处。气得李宗仁竟然在《中央日报》登启事寻找毛人凤,叫毛释放杨虎城,也算是当时总统找下属的奇闻一桩。

  同年8月蒋介石抵达重庆时,毛人凤专门请示对杨虎城如何处置,蒋亲自下达了将杨虎城和其秘书宋绮云二家六人解回重庆,秘密杀害的命令。

  1949年9月6日,在毛人凤的安排下,特务队将杨虎城一行六人蒙骗至重庆戴公祠,杨虎城及儿子拯中、女儿拯贵,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林侠、幼子振中惨遭杀害。

  (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闸北区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届委员会委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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